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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傳統文人的君子風范——當代文言尺牘

2019-04-04 16:36:00  作者:劉慧寬  來源:美術報

  尺牘是中國歷史上對書信的別稱之一,又名書、簡、箋、函、尺素、書札、信札等。尺牘概念于漢代初步形成,魏晉時期,開始與公文書相區別,專指私人書信,媒介也由竹帛轉為紙張,誕生了不少書法精品。唐宋以降,文人間尺牘往來更為頻繁,且多附于文人別集之中,有時單列一類。明清兩代是尺牘文學的高峰期,尺牘專集大量刊行,盡管某些尺牘選本一度被清廷列為禁書,但文士筆札往來不輟,且受治學風氣的影響,出現了大量論學尺牘。晚清以后,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尺牘范本教程數量激增。文學革命以后,尺牘在書寫語言上又有重大變革,出現了文白并行的局面,“文言尺牘”也成為與白話書信對舉的新稱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白話文成為主流書面語,文言教育的主要目標也由習作、應用轉向閱讀欣賞。但是文言書寫作為一種習慣、宗尚或志趣,依然流行于作家、學者、書畫家及古典文藝愛好者之間,特別在尺牘這一文體上,有著較為廣泛的應用,且具備旺盛的生命力。近年來,有學者已敏銳察覺到此一現象的重要意義。

  派兼新舊二家,域跨學藝雙壇,是當代文言尺牘作者的總體特點。筆者在初步梳理當代尺牘文獻的基礎上,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至今七十余年的文言尺牘作者分為四類。第一類,活躍于1949年前并于1949年后在世的舊式派文人,保持文言書寫習慣,留存了大量尺牘作品。這些舊派文人于1949年后多在作協、文聯、文史館等機構任職,據《鄭逸梅友朋書札手跡》所載,既有“鴛蝴派”代表作家張恨水、包天笑、周瘦鵑、秦瘦鷗、范煙橋,也有著名詞客張伯駒、陳蝶衣,南社巨匠柳亞子,上海才子平襟亞等,該群體以鄭逸梅為中心,形成了龐大的文言尺牘交際圈。第二類,許多“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也是當代文言尺牘的重要作者。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新文學創作為主的作家們,在寫作文言尺牘時,均展現出扎實的舊學功底。該群體中既有新文化運動時期即已馳名文壇的郭沫若、茅盾,以及現代派小說的先鋒施蟄存,散文家葉圣陶、夏丏尊、周作人等,也有1949年后影響較大的著名作家,如孫犁、聶紺弩、俞平伯、汪曾祺等。他們并未受文藝創作上的習慣限制,而是根據致信對象選擇書面語體,如施蟄存、汪曾祺、葉圣陶三人,本以白話書信為主,但在與鄭逸梅、古劍等人的筆談中,卻自覺地使用文言,既是對來信者表達習慣的尊重與配合,也是對傳統文化自身的一份敬意。第三類,不少歷史文化學者及相關從業人員,以其深厚的知識與學養,撰寫了大量精彩的文言尺牘。該群體以高等院校、科研機關以及相關文化機構為中心。一方面包括高校教師與研究人員。如輔仁大學顧隨先生早年致葉嘉瑩先生的文言尺牘,成為當代詩詞學脈傳承的重要見證。其他如陳垣、繆鉞、程千帆、馮其庸諸先生,也均擅長文言尺牘創作,錢鍾書先生還常以駢文修書。此外,一些寓居港臺的學者也有文言寫作的書札出版,如錢穆、饒宗頤和李敖等。另一方面包括出版編輯領域的從業人員。如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先生,長年對年輕學者悉心指導、提點扶掖,魚雁往來不斷,王兆鵬先生《書信中的歷史》一文就收錄傅先生來函二十余件,其中不乏文言佳作。受行業性質影響,文言尺牘成為許多編輯青睞的交流方式。第四類,一些書畫藝術家,常年與古人書札親近,在書信寫作上也偏好使用文言。如啟功、顧廷龍、趙樸初、謝稚柳、錢君匋、王蘧常、吳湖帆等,他們不僅技藝精湛,且往往學識充沛,文采斐然。很多身處文博系統,或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其尺牘往來也多與文物鑒定、書畫鑒賞相關,其作品除了書法上的審美意義之外,還兼具較高的學術價值。

  當代文言尺牘除了擁有廣泛的寫作群體之外,在文體的語言、形式與結集方式上也呈現出新特點。其一,當代文言尺牘在語言方面,除了保持文言謙恭委婉、簡潔精練、典雅莊重的特點之外,也積極適應潮流,破舊立新。一方面,融入了新詞語及語法,加入了“您”“同志”等人稱代詞,在語序上也做出調整,追求淺顯平易的效果。另一方面,刪汰了刻板的寒暄語、肉麻的頌揚語以及某些等級色彩濃厚的謙敬語。再一方面,文言尺牘中時常夾雜白話語句甚至段落,呈現出文白混一的效果。如啟功先生以言辭風趣見長,在行文時,常在文言摻入一二白話作為調侃,靈動而不失優雅。其二,當代文言尺牘在寫作形式上不拘一格。一方面,在書寫工具上,軟硬筆兼施,筆跡色彩以黑、藍為主。紙張形態多樣,除傳統箋紙外,經常使用機關單位的專用稿紙。另一方面,在文字安排上,簡繁字體,橫豎排版,皆因作者習慣及致信對象而隨機應變,有的文言尺牘還輔以新式標點,既方便了寫作閱讀(如逗號、句號、書名號),也能起到加強語氣(如嘆號、問號)、豐富意義(如引號、破折號)的作用。其三,當代文言尺牘的結集方式呈多樣化趨勢。一方面,既有以公私收藏為內容的尺牘影印本,如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中華書局的現當代尺牘合集,以及鄭逸梅、周紹良、羅孚、謝辰生、常任俠、楊仁愷、容庚、吳豐培等人珍藏的友朋書札;也有以時期為限的尺牘合集,如《中國近現代文化名人遺墨》《二十世紀中國名人書信集》《現代作家書信集珍》等。另一方面,既有以單個作家為類聚標準的尺牘別集,如《常任俠書信集》《徐悲鴻書信集》,孫犁的書信集還以排印和影印兩種形式出版;也有依內容主題類聚的尺牘專集,如《熊十力論學書札》《詞學書札萃編》《尺素海寧》等。其四,在電子通信工具極為發達的現階段,文言尺牘還以電郵、微信為載體,充分發揮電腦、手機等工具優勢,使得書寫和傳播更加便捷,在“互聯網+”思維引導下,將數千年來依賴魚雁郵驛的傳統方式,轉化為當代數字化生活的一部分,從而激發文言書寫的生命力。

  當代文言尺牘的龐大的作者群體與作品數量,構成了當代文言尺牘的絢爛圖景。在文言文創作這一文化遺產亟待傳承的當代,尺牘提供了獨具特色的文體范式與文風,為文言寫作走入現代雅致生活提供了借鑒。當代文言尺牘還具有豐富的史料價值,充當了歷史的放大鏡與顯微鏡,學者因此得以考察“折疊”在宏觀敘述中的史事細節與書信寫作原生態。文言尺牘還是中國禮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代文言尺牘的整理和研究具有積極的社會影響。各文化機構通過公開展覽、影印結集等方式,可使社會大眾養成對文言尺牘的珍愛與親近,在閱讀中,感受傳統文人間有禮有節、相知相重的君子風范。

  (作者:劉慧寬,系上海大學中華詩詞與創作中心特邀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曉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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