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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沂:儒學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

2019-05-05 10:52:00  作者:  來源:中國孔子網

  郭沂,山東臨沂人,歷史學碩士,哲學博士。現任首爾國立大學哲學系教授,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專家,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首爾國立大學哲學系訪問教授,威斯康星大學富布萊特研究學者,科隆大學客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客座教授,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秘書長。著有《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中國之路與儒學重建》、《子曰全集》、《孔子集語校注》等著作以及中英文論文百余篇。

  論文

  國家意識形態與民族主體價值相輔相成

  ——全球化時代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系的再思考

  誠如余英時所說,儒學“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既然如此,那么儒學就包含社會制度、“人倫日用”、精神信仰等各個層面。也就是說,作為社會制度的儒學只是儒學的一個層面,甚至可以說是儒學的最外表的層面,而作為“人倫日用”和作為精神信仰的儒學才是儒學的更深層面。中國傳統制度的崩潰,只意味著作為社會制度的儒學,或者說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失去了依托,并不表明整個儒學生命的死亡。事實上,作為“人倫日用”和作為精神信仰的儒學,已經進入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經成為中國文化遺傳基因的主要組成部分,并不僅僅寄托于傳統制度。亨廷頓曾經說過:“文明是人類最高的文化歸類,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范圍,人類以此與其他物種相區別。”在這個意義上,幾千年來作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儒學,是同中華民族生死與共的,它的根系永遠存活在中國人的肌體中。這個星球上只要一天還有中國人,儒學就會存在一天。因此,儒學從來沒有,也永遠不可能成為“游魂”。

  不錯,儒學是中國傳統制度的靈魂,但它更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我們承認,近百年來中國人的自信心低落到了極點,不惜否定自己的一切,以至試圖將自己的靈魂驅逐出軀體,看起來簡直就“喪魂落魄”了,就像一個極端潦倒的人魂不守舍一樣。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但,這只是中華民族暫時的迷失,儒學決沒有因此而成為“游魂”。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中國人自信心的逐步增強,“魂兮歸來”已指日可待了,當前的儒學熱正是這場大戲的序幕。

  載《哲學動態》2007年第3期

  中國社會形態的四個層面及其歷史分期

  如何才能擺脫危機、走出荒漠?學者和政治家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傳統。的確,對于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來說,傳統就是她的精神家園。目前,弘揚傳統文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不過,人們對傳統宗教和傳統人文主義的態度還是有所區別的。大致的說,傳統人文主義受到了比較充分的肯定。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進入人文主義時代,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復興傳統人文主義為基礎的。不同的是,由于宗教為精神鴉片的說法影響甚深,一時還難以消除,加之其他復雜的原因,人們對傳統宗教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所以,傳統宗教雖然也有所恢復,但它能否重振雄風,恢復國家宗教的地位,還是一個未知數。

  載《文史哲》2003年第6期

  觀點

  德法并治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段話出自《論語·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規范人民,那么他們雖然也能免于犯罪,但會喪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來規范人民,那么他們不僅不會犯法,而且有羞恥心。

  在這里,孔子將“齊之以刑”與“道之以政”相應,將“齊之以禮”與“道之以德”相應。這樣就有兩種治國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無恥”;二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其效果是“有恥且格”。如果以德治、禮治所促發的人性中積極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極的、惡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孔子為什么重德治、禮治而輕政治、刑治了。在具體治國中,孰重孰輕,孰緩孰急,則在于社會現實。天下有道,則德治、禮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無道,則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調音師,能夠在二者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義。

  載《光明日報》

  五經七典——儒家核心經典系統之重構

  我所理解的儒家核心經典系統應該指儒學孕育和奠基時期最重要的儒學經典。五經為孔子所手訂,乃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積淀,隱含著中國文化基因,孕育著儒家生命,其經典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從孔子到孟荀,為儒學的奠基期。這個時期的儒學,群星燦爛,學派林立,著作迭出,繁榮之至,世稱顯學。朱子從中選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構成四書,反映了他的立場和時代需要。但對于建構當代新儒學來說,這個四書系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愚見以為,現存儒學奠基期最重要的經典可新編為七:《論語》(附《論語》類文獻)、《子思子》、《公孫尼子》、《子車子》、《內業》、《孟子》、《荀子》,總稱“七典”,與五經合稱“五經七典”。筆者試圖在六經系統和四書五經系統的基礎上,將儒家核心經典系統重構為“五經七典”系統。粗陋謬誤之處,望海內外方家賜教。 

  《人民政協報》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連載

  新道論——重建儒家哲學的一種嘗試

  未來儒學發展的方向是:回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挑戰,以儒學的基本精神為本位,回歸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陸王、張(載)王(船山)三派,貫通儒、釋、道三教,容納東西方文明,建構一套新的哲學體系和社會學說,以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并為未來世界開出大同盛世。這將是一項長期的和艱巨的任務。

  現代新儒學的中心課題是通過重建儒家形上學開出新外王。我以為,這仍然是我們今天進行儒學創新的根本之路。近二十年來,我一直在思索一種新的形上學體系,并作過各種嘗試。最近,驀然回首,我突然發現先秦儒學的那套形上學基本框架,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嗎?久違了,先秦儒家形上學!程朱和陸王的形上學分別深受佛學中以華嚴宗為代表的理本派和以禪宗為代表的心本派的影響,在形式上或許可以說分別是這兩個佛教學派的儒學版本,而馮友蘭的“真際”、“實際”兩個世界與牟宗三的“兩層存有論”形上學又深深打上了西方哲學的烙印。反本開新是哲學創新的普遍現象。我們今天要發展儒學,不僅僅要開發宋明理學的思想資源,更重要的是要回到先秦時期儒學的源頭。

  摘自《儒學當代發展的回顧和展望》一文,全文分期刊于《人民政協報》2005年4月4日、4月18日、5月16日

  視角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春秋以降,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為儒家所發揚光大。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倫理道德思想,而且將其用于政治。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國家,那么人民就會像眾星朝斗那樣維護君王和社會。孔子雖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認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將政令法治與道德教化做了一個比較:“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如果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約束人民,那么他們雖然也能免于犯罪,但會喪失羞恥心;如果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樂來約束人民,那么他們不但不會犯法,而且有羞恥心。短短數語,卻包含著極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論的基礎的。人性有善有惡,政令刑法遏制陰暗的一面,道德教化發揚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為根本。羞恥心就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礎,如果失去了這個基礎,縱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樹立起良好的道德風尚。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德”義探本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因而厘清西周德論系統及其形成,是解決中國哲學的形成時代、殷周之變中宗教和人文之間的關系等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重大問題的鑰匙。“德”的本義是“得”,在西周時期特指得自天者,即“命”,由此引申出七個義項。其中,以人倫之德為主干的外在之德和以人性之德為主干的內在之德直接源自作為至上神的天,它們通過心的作用落實為行為之德、品行之德和治理之德。據此,殷周之際確實存在新舊文化的更替,但這種更替既不像孔子說得那么和緩,亦非如王國維說得那么劇烈,而是新舊文化之間既有明顯的延續,又有重大的變革。這場變革主要表現在宗教與人文主義的合流。西周宗教與人文主義合流的結果,是中國哲學范式建立并成為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哲學系統,從而拉開了人類軸心時代的序幕。

責任編輯:魏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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