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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學術傳統 莫務標新立異

2019-04-18 08:36:00  作者:楊朝明  來源:“儒行楊朝明”公眾號

  楊朝明按:文化是民族的血脈、靈魂、品格,積淀著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儒家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內涵著十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價值。宗圣、尊師、重道是文明的底線,我們應該對前人的文化總結與創造有“同情之了解”,去發現和汲取其內在精神,而不是汲汲于標旗立幟,追求新異。儒學本來就關心世道人心,從來就沒有脫離過生活;儒家以孝悌之道“施于有政”,從沒有棄修齊治平而不談,人們應從國家和民族的宏觀層面,著眼于構建當代價值體系,重塑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國家軟實力,以更寬的視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氣魄進行思考。

  與好友聊天,他說自己想不通:為什么學術界很多人喜歡標新立異,動輒“新儒家”“新四書”“新子學”,還有“新二十四孝”“新三字經”“新五經”之類,似乎在競相追求新異,以“新”為尚。很顯然,這些“新”學術情況很不相同,差別很大,絕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這里提出了追求怎樣的學術創新、怎樣創新的重要問題。學術創新自然必要,但喜歡推倒成說,熱衷自標門戶,競相開宗立派,這樣的傾向卻應該避免,這與學術創新已有不同。于是我借孔子的話回復:“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當然,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是教育弟子要治正學,距邪說,走正道,“禁入雜學”。這里的“攻”有攻習、學習、研究的意思,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即寫作“功”,與“治學”的“治”意思一樣。異端,指背離正道的學說、觀念。人們解釋孔子這句話,或認為指諸子百家之書,或認為指非“六經正典”的“雜書”,或認為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中的“小道”,可能都不準確。孔子所謂“異端”,應概指無益于國計民生的學說,如《孔子家語·執轡》中子夏所言“奇耦”“氣分”與“山書”之類,子貢評論其“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更大的可能是指“言偽而辯”(言論錯誤而雄辯)、“記丑而博”(記述非義的事物卻十分廣博)之類的邪說。在他看來,攻習偏離正道的學說有害無益。

  孔子斯言,朱熹集注曰:“非圣人之道,而別為一端。”焦循補疏曰:“各為一端,彼此互異。”學術創新不應為“異”而“異”,不應“各為一端”,創新是發展、進步的前提,但創新必須以繼承為前提,必須有對傳統的理解、尊重與敬畏。幾千年來,經過無數仁人志士的實踐思考,經過無數有識之士的切磋琢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已經形成為博大精深的體系,指導中華民族更加和睦、更加和諧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不了解這一點,就會在態度上滋生傲慢,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在學術上舍近求遠。

  長期以來盛行疑古思潮,其消極影響仍“余音繚繞”。錢穆先生曾經提醒人們,應該對本國已往歷史“附隨一種溫情與敬意”,不能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不要感到自己站在了“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錢穆先生強調要了解歷史,培養民族自豪感,對民族文化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歷史上有“游心太玄”的士人,動輒“輕濺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對文化沒有半點“溫情與敬意”,他們的失落自我其實關聯著那時的民族文化危機。人們要有對自己歷史文化的敬重與熱愛,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要求與敬愛文化并不矛盾。民族發展進步的動力在于文化,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去民族文化中發掘“內力”,錢穆先生認為,“探討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積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說,不究乎六經之旨,是猶登山未躋其巔,涉海未達其岸,終必將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在當年國難深重之際,他敏銳地感覺到古學的價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責任,對輕蔑傳統的學術傾向持否定態度。

  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現在追求學術之“新”,應當注意社會性功能的訴求,應當注意與固有學術認知之間的對話與銜接。那位朋友說得對,如果一個學佛的人說他搞的是新佛家、新經典,他很可能會被認為是“外道”,是“異端”,是“邪說”,不是正宗。學儒學應該有覺知、有覺悟,不應跟風走偏,不應在古人面前變得傲慢,而應保持尊敬與謙卑。以孔子之“博學”、之“宏達”,尚且能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宗圣修學,這是足以令今人深省的文化態度!我們應該像孔子說的“遵道而行”,而不要“索隱行怪”。例如,一個人練功偏了方向,與逆練亂改的九陰真經而瘋掉的歐陽鋒就犯了同樣的毛病?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靈魂、品格,積淀著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儒家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國數千年的學術文化,內涵著十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價值,例如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四部以“經部”為首,史部以“正史”居先,也都有“資治”“佐治”“贊治”的考量。宗圣、尊師、重道是文明的底線,我們應該對前人的文化總結與創造有“同情之了解”,去發現和汲取其內在精神,而不是汲汲于標旗立幟,追求新異。儒學本來就關心世道人心,從來就沒有脫離過生活;儒家以孝悌之道“施于有政”,從沒有棄修齊治平而不談,人們應從國家和民族的宏觀層面,著眼于構建當代價值體系,重塑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國家軟實力,以更寬的視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氣魄進行思考。 

  (注:本文是楊朝明教授主持的專欄《孔子的叮嚀》系列文章之一,本系列陸續發表于《山東畫報》)

責任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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